共和国医者 | 张代钊 走到癌症患者身边

蜀地少年 内地学医

张代钊,1929年6月2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祖父很喜欢这个小孙子,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永端,意思是让他永远端正成长。父亲按家庭的谱系,给他取名代钊。

（少年时代的张代钊）

大学的最后一年,张代钊在北京市第六医院做实习医生。第六医院过去是一所教会医院,跟协和医院有业务关系。别看第六医院很小,但常有协和医院的教授来查病房,所以张代钊收获不小。

协和医院的教授对年轻的实习医生非常严格,要求他们每天必须认真书写病历。在某些人看来,写病历是最枯燥无趣的工作,可是,张代钊却写得非常认真,他写每个字都跟写字帖一样,每个句子都准确无误。他在每份病历之后,都要加上自己对病历的分析。在众多年轻的实习医生中,张代钊虽然显得比较沉默寡言,但认真的工作态度让他很快崭露头角。看过张代钊写的病历,一些有名望的老医生都很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这个年轻人日后一定能有所作为。

（大学时期的张代钊）

由于刻苦努力,张代钊的医术进步很快。北京第六医院指导他的主治医师决定让他主刀给病人做阑尾手术。就这样,还是实习生的张代钊已经成为能主刀的外科医生了。

顺势转折 中西汇通

人的一生，很像是一条大河。在大河的源头，涓涓细流不断汇集成小溪，小溪集聚成小河。在经历几个转折点后，又与其他几条小河合并，遂成一.条大河，然后向大海奔腾而去。对张代钊来说，参加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就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和知识的汇集点。

1955年夏天，张代钊从山西医学院（现为山西医科大学）毕业了。他与另外5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先被分配到卫生部，后又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举办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班那天，李济深、张澜都来了。周恩来总理还题了词。张代钊在这个研究班整整学习了3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1958年刚从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毕业的张代钊）

1958年，年轻的外科医生张代钊，刚刚从全国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当时的他绝未想到，此后73年，他将穿梭于中、西两种医学之间，并成为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推动者。

那一刻的张代钊，正身处“迷雾之中”。

迷雾来自令人“闻风丧胆”的肿瘤。张代钊的敌人，古已有之。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瘤”的病名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周礼》中也有记载。中医认为，肿瘤的病因病理为正气先虚、邪毒炽盛、气滞血瘀、痰饮集聚所致。

西医也早就注意到肿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已经对肿瘤有了初步认识。此后,西医一直把肿瘤看作是“黑胆汁”凝聚、瘀滞而成。直到19世纪，西医开始用细胞病理学解释肿瘤形成的原因。按照西医的观点,组成肿瘤的细胞与正常细胞不同，它们的体积偏大，以较高的密度聚集在一起，而且功能也没有正常细胞完整。恶性肿瘤就是癌。癌细胞能没有节制地疯狂增长,它们侵袭周边组织，并且能沿着淋巴道和血液转移。西医认为,癌症是细胞遗传变异引发的，癌细胞的遗传变异影响两类遗传基因：一是致癌基因，这种基因使细胞具有疯狂增长的性质；二是肿瘤抑制基因,这种基因可使癌细胞受到抑制而不起作用。

虽然中医和西医都有相关理论解释肿瘤,但是,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没有揭开肿瘤的全部奥秘,特别是恶性肿瘤——癌症,更是当今世界性的疑难病。

治癌奠基 白纸绘图

196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代钊接触了肿瘤治疗，从此踏上征服肿瘤的征程。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派张代钊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那时叫日坛医院)搞协作。肿瘤医院用西医办法治疗肿瘤。西医治疗肿瘤的方法基本上有3种：一是手术，二是化疗，三是放疗。手术可以完整地切除肿瘤，但是对中晚期癌瘤(即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不太理想。手术切癌瘤后,癌瘤很容易复发扩散。此外，能做手术的病人，只占病人总数的10%-15%左右，大部分病人都需要进行化疗和放疗。

虽然放疗和化疗有很多优点，但副反应也不少。张代钊看到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手段，给肿瘤患者带来的伤害。比如病人感到极度恶心，呕吐很厉害，食欲迅速减退，腹痛，腹泻，白细胞减少，血小板下降。不少病人在放化疗1~2周后多感觉全身疲乏，四肢无力，精神不振，心慌气短，失眠，出虚汗，咽干，口干舌燥及脱发等，许多病人因不能耐受这些毒副反应而放弃化疗、放疗。从这个角度看,癌症难治的原因之一就是病人难以忍受化疗和放疗的毒副反应。

“当时我们国家，中、晚期病人太多了，大多数手术切不干净，隔一两年又复发。那时医生没有经验，为了治疗肿瘤有时放化疗量很大，导致患者发生毒副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全身乏力、精神不振等等。很多病人因为耐受不了这些而放弃治疗。”——张代钊采访

对待放化疗所引发的副作用，张代钊开始了攻坚之路。他尝试着使用中医的方法，来解决患者的痛苦 ，帮助他们继续接受化疗和放疗，张代钊开始试着给病人吃中药。刚开始时,他也不知道应该给病人吃什么中药。一是他那时还没有治疗癌症的临床经验，二是翻遍了中医书籍也没有找到有关治疗癌症放化疗毒副反应的记载。但是,困难并没有阻止他。他开始认真观察病人,仔细琢磨病情，最终确定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做突破口。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无数次的临床实践,他终于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减轻癌症化疗和放疗后毒副反应的治疗方法。

在研究期间，张代钊翻阅了历朝历代的医学古籍，他发现《黄帝内经》中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认为肿瘤为正气先虚、邪毒炽盛、气滞血瘀、痰饮集聚所致。肿瘤，在中医概念里属“正虚”，放化疗在消除肿瘤的同时，会损伤患者气血，加重“正虚”。而扭转“正虚”的手法，就是中医所讲的扶正。

尽管中医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但要验证起来，仍十分困难。癌症病情的凶猛，令张代钊倍感无力，他始终处于减轻放化疗副作用的摸索阶段，而这一摸索，就是整整十年。

（张代钊早年工作时期照片）

直到1970年,张代钊遇到另一个在实践中学习治疗癌症的重要机会,这次机会使他治疗癌症的医术更趋成熟。

当时，河南林县及周边地区是食管癌的高发区,发病率高达20，位居世界之首。癌症呈现家族内高聚集现象，祖孙三代都有人患上食管癌，几乎每家都有人患食管癌。当时的林县被称为癌症县。

林县的情况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70年，第一届全国肿瘤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医研究院决定“组织精兵强将去往河南林县，搞治疗癌症试点”。随即，张代钊作为北京医疗队副队长，进入当地。

张代钊在林县一待就是两三年。他住在老乡家里，跟老百姓一起吃糠饼和盐腌的白菜。

“当地老百姓吃得太烫太硬，太粗太快，所以林县是食管癌高发区。那时，我经常背着药箱，骑着自行车到患者家里送药，山路崎岖经常摔跟头。”——张代钊采访

张代钊与医疗队的其他成员一道在村里建立了家庭病房,送医送药上门,全面观察病人。医疗队共采用了50多种抗癌中草药和单验方给病人治病,疗程最长者有一年多,短者亦达数月。使用抗癌乙片(夏枯草、重楼、白鲜皮、败酱草、山豆根等)治疗的25例经X线片及细胞学检查确诊为食管癌的病人,其总有效率(指病情及X线片检查均有好转者)为50%，尤其对贲门癌的疗效较明显。同时，张代钊还带领医疗队还在农村建立了小药厂,土法上马,自力更生,针对病人病情的需要及时地创制了各种新药,制成散剂、糖浆、针剂等剂型,供病人使用,极大地方便了病人，深受农民的欢迎。

在临床治疗中，他们对食管癌病人展开了中西结合的腔内放射治疗。经实验证明，无一例出现毒副作用。从此以后,张代钊倡导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癌症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不少西医专家的认同和支持。

可以说，在林县的三年时间，使张代钊极大地丰富了用中医治疗癌症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更加坚定了张代钊的“扶正”思想，为他日后进一步形成中医治疗癌症思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西合璧 杏林四海

1983年中日友好医院建院，张代钊成为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创始人、首任科主任。

“张老是我们第一任科主任，那时有中西医结合肿瘤科的医院，全国都没几家。张老和高年资的肿瘤科医生，带着三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夫，就组建了这个科。”——张代钊学术传承人贾立群采访

“张老要求科里的青年医生们都要学好英语。因为中医也是一门开放的科学，学中医的人要与全世界医学同仁们交流，要把祖国医学发扬光大。那时每天早晨7点半，张老都带着我们集体学英语。”——张代钊学术传承人郝迎旭采访

“张老经常早上七点多就开始看诊了，有时要看到一点才结束。他腰不好，坐时间长了就腰疼。但是病人有求他就应，经常给外地来的患者加号。”——张代钊学术传承人崔慧娟采访

73年来，张代钊一直从事一线医疗、教学及科研业务。他坚持全年出满勤，如今虽年逾九旬，仍难舍白衣，坚守在临床一线，为患者服务，每周5天出专家门诊，是一位深受广大患者敬重的中医大家。

张代钊出诊医院

北京好中医潘家园医馆（张代钊名医工作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门诊楼北侧300米（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9号院28号楼）